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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杀慕尼黑/翻译】《一跃而起》关于戈麦尔斯基部分整理

※ 回忆录中关于戈麦尔斯基的部分,看完应该可以对别洛夫先生和戈老师的恩怨有个大致了解。关于戈老师的单独篇章见这里。不保证完全扫完,水平有限,如有错漏烦请指正


▲ 戈麦尔斯基告诉我,最初我俩共事时他压根没觉得我可能会成为伟大的球员。


▲ 本应在世锦赛胜利后授予我的功勋运动健将称号我并没有得到,而有些队员甚至几乎没离开过板凳,结果却大不相同。

后来有次商业巡回赛戈麦尔斯基和我说,为了我着想,他绕过我没给这个称号,这样我就不会自高自大,止步不前。我不知道,也许授予称号存在着某种分配名单,我没有说谎。我只想说这件事给我留下了不愉快的感觉。更何况同年欧锦赛获胜,我是欧锦赛最佳球员之一,显然在戈麦尔斯基看来这仍然对我不利。直到1969年第二次欧锦赛获胜我才得到了荣誉称号。


▲ 在那之后,戈麦尔斯基对我的态度出现了例行的钟摆摇动。运动会后他把我叫到跟前,向我宣布他对我的比赛并不满意,他不会把我放进参加朝鲜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的国家队名单当中。

我不想再一次让自己看起来像是个厚脸皮,但是临时离开国家队再次使我受益(顺带一提,那一年根本没举行大运会)。我回到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以获得购买渴望已久的奖品冰箱的资格。但最重要的是,能够再次平静地根据个人计划进行充足训练。


▲ 尽管如此,我与莫斯科隐秘的对抗仍在继续。体育报刊界,尤其是首都的那些,对我并不重视。我父亲一直是我最忠诚的球迷,他对所有关于我比赛的报道了如指掌,还研究苏联关于篮球的评论文章。很长时间以来他都在纳闷,为什么报道里完全没提到过每场比赛得二三十分的球员。莫斯科这群人对我的态度有一部分可能是由于我外省球员的身份,即使有实力,也不能跟莫斯科的知名运动员相提并论。不过,搬到莫斯科后我还是经常登报的。

多亏了亚历山大·雅科夫列维奇,我通过了“绞肉机”,在国家队站稳了脚跟,这也许对锻炼我的性格有好处。但我的创造性无疑是丧失了。这是一个典型的、没有引起任何注意的苏联体育深层次悲剧性冲突的体现,它以运动员的生存为重心,损害了个人的创造性思维。 在苏联,顶级运动员训练的主要原则一直是克服与个人生活不相容的训练量。

最重要的是,除了这些超越极限的训练外,一直以来我不得不每天进行一次加训,以免忘了最好还是要发展个人素质,而与其说一般的训练能够让这种素质得到发展,不如说会削弱甚至使其消失。(《为认可而战》)


▲ 不得不说,戈麦尔斯基在大型赛事的半决赛经常不走运。在我看来,他那为了赢得奥运金牌不惜任何代价的狂热渴望消耗了球员。


▲ 我那个时代的中陆队能远超其他球队,所具有的的比赛优势在于我们总是比其他球队更训练有素。在赛季前的训练期和赛季期间(这实际上是一整年),我们习惯了巨大的训练量所带来的负荷。更准确地说,所有苏联高水平运动(即中陆队的水平)都是建立在完成与个人生活不相容的训练量之上的。

中央陆军队的训练非常特殊,就其激烈程度而言甚至可以与世锦赛比赛媲美——鼻血四处飞溅。亚历山大·雅科夫列维奇·戈麦尔斯基的方法增添了额外的争执:他认为球队冲突于己有利。因此,他不断挑唆年轻人反对“老人”,怂恿集训队员迫害非集训队员,每场比赛、每次训练都刺激场上的额外情绪,这加剧了球员之间的私人摩擦。

即使是在职业生涯的末尾,“老人”在球队里受到的训练也比年轻人差。我认为,总的看来这是不对的,而且无法在中陆形成健康的道德氛围。

由于球员都是精挑细选出来的,我们的队伍实力更为均衡——大多数球队在第一队和第二队当中有一道鸿沟,如之前我所在的乌拉尔马什队。中陆队与他们不同,几乎总是有两支实力相同的队伍。平常比赛通常是替补队先上场,比赛开始的十分钟一般会采取紧逼盯人的战术,和对手缠成一团打群架。之后主力队上场并击败对手。

赛季通常十月份开始,季前赛大概提前一个月举行。苏联联赛结束三天后,国家队开始了为期三到三个半月的训练和比赛计划,这之后不超过一个星期又开始了新赛季。在这个星期内得解决一些家务事,尽可能把“尾巴”交给我们“学习”的学院,还有疗伤。这种生活我至少过了12年!

没有进入国家队的中陆队球员另有一套工作表。当没有忙于全国联赛时,他们到世界各处旅行,在友谊赛和商业赛中为中陆增光。当我们这些国家队队员在库杰普斯塔的某处拼命工作时,我们听到了亲爱的中陆队在意大利、叙利亚甚至是世界上最糟糕的地方逗留的动人消息。(《唯有训练》)


▲ 在与美国队比赛前夕,戈麦尔斯基安排队伍“卸重”——我们球队的赞助商,一家玻璃制品生产企业在户外举办了一场小型宴会。刚开始时所有一切都很愉悦美妙——有趣的玻璃吹制之旅、位于参天古木公园的舒适餐厅和无害的啤酒杯。

我不知道国家队队友发生了什么事,特别是戈麦尔斯基,谁也没有阻止这一切,但是很快,球队当着为世锦赛冠军的两场决定性比赛做准备的主教练面前,开始毫无顾忌地……脱衣服。坐在我旁边的是苏联国家冰球队的按摩员阿夫谢延科,戈麦尔斯基带着他参加了所有重要的比赛,就像护身符一样。他跟我一样没有参与这种不像话的活动,惊奇地对我说:“谢尔盖,我甚至在冰球队都没看到过这样的场面。”考虑到我们冰球健将豪放的名声,这个评价就十分罕见了。

所有这一切被一个不像样的醉汉结束了,扎斯图霍维莫夫开着赞助商的“美洲豹”牌小汽车撞坏了一棵美丽的树,这让宴会组织者歇斯底里起来。我对莫佳尤为恼怒,正如我所料,摆在我们面前的是吃力的重要比赛,我试图制止他,但只是徒劳。总之,荣誉也从我们身上一并卸去了。

我不想断言莫杰斯塔斯受到了“卸重”的不利影响,不过与美国队比赛时,对手最后几分钟错失罚球让我们取得了胜利——72:75。这最终使我们充其量只能排名第三。幸运的是,南斯拉夫队让我们赢了。在世锦赛结束前的一轮比赛中,他们确保自己获得了世界冠军的胜利,并在上一场比赛中以72:87输给了我们,这对他们来说没什么。

再说一次,我不能确定是以什么为依据做出了之后的决定——是当时的比赛不够成功,还是“对队伍的训练完全失败”,抑或是从卢布尔雅那回国后直接进了海关局?起码由于这些原因亚·雅·戈麦尔斯基失去了自1962年以来一直担任国家队主教练职位。这看起来像是一场革命。

在国内篮球方面,为期七年的康德拉辛时代到来了。在此期间取得了四项最负盛名的世界级比赛的辉煌胜利:1970年的世界大运会、1971年的欧洲锦标赛、1972年的奥运会和1974年的世界锦标赛。(《失败的“卸重”》)


▲ 与上头派来的人打交道的滋味全落在了主教练的身上。“突袭”和飞行前的严格审查主要涉及他们。未能达到计划指标对他们来说往往是以坏结局收场。然而也有例外,墨西哥奥运会获得铜牌后,亚·雅·戈麦尔斯基展现出了惊人的生命力,继续领导国家队。直到1970年卢布尔雅那世锦赛失利后他才败下阵来。

很多时候这种交流伴随着阴谋诡计和挑拨离间,使得关于教练职位的暗中斗争变得更加激烈,教练本身从中也得到了一点儿经验。这种“地毯下的恶犬斗争”有时会影响到运动员,不过是间接的。

体育部门的作用基本上可以归结为管理经常出国的运动员的档案,以监控其商业活动和与外国人接触。被盯上的是那些过于接近真正犯罪活动的人,或者有意寻衅。有的人只是被弹了下鼻子,而有的人则被严肃处理送到某处很久。对于其他人,在必要的情况下委员会总是有那些黑材料,但是我不记得有那种完全“编造”的情况。


▲ 1994年世锦赛前夕,在我带领俄罗斯国家队在南美进行商业赛期间,我不得不用上了从亚历山大·雅科夫列维奇那儿学到的东西。在最后一次与巡回赛组织者见面之前,我带着队伍参加比赛,他们保证会在中场休息时支付我们应得的酬劳。但是在休息期间钱没有付清,我和球队拒绝参加下半场比赛。这场比赛是现场直播的,这种完全不可想象的事情发生了。但是,我像戈麦尔斯基一样坚决而傲慢。到最后,组织者带来了这笔钱,耽搁了四十分钟后比赛恢复了。你得做点儿什么,你需要向伟大的人学习。


▲ 至于我未来的比赛生涯,尽管有着出色的身体素质和比赛条件,从菲律宾回来后依然变得暗淡渺茫。我不相信戈麦尔斯基,不相信他会让我留在球队里直到莫斯科奥运会,哪怕我成为了12名球员中的一员,我也不相信他会给我上场的时间。所有这些麻烦事开始使我感到厌烦。越来越多的时候——我已经不再歇斯底里和沮丧——我开始意识到该作出决定了:是时候离开了。


▲ 正如我已经说过的那样,亚·雅·戈麦尔斯基是一个卓越的、雄心壮志的但充满争议的人。结果便是许多人对他并无好感,这当中就有体育部长巴甫洛夫。莫斯科奥运会篮球赛结束后发生了一件重要的事。

去奥运村拿东西时,我遇到了暴怒的巴甫洛夫,他被脸色苍白的国家体委会成员们围着。看到我后,他简直像是在朝整个奥运村呐喊那样说:“明天你就是国家队的主教练!……又是这样……让我失望!又一次……奥运会!……”等到领导的怒火平息下来,我差点向部长跪下央求:“看在上帝的份儿上,请不要这样做!我还没准备好,我不打算成为国家队教练!……”我真的还没准备好加入主教练位置的暗中斗争当中。

此外,“头儿”再次展现出自己绝对的稳定性和抗沉性。奥运会后在1980年12月举行的会议上,巴甫洛夫的副手瑟奇把戈麦尔斯基痛骂一顿,那架势还以为要开除他党籍、骂他祖宗十八代、流放或者多次枪决呢。然而副部长以这么一句话结束了发言:“好吧,让我们再给他最后一次机会。”

同年12月,与两年前一样,我再次来到了高层的办公室,这一次是让我同亚历山大·雅科夫列维奇搭档,而且这个建议是他提出的。令我吃惊的是,“头儿”在巴甫洛夫面前发表了鼓动人心的讲话,从中透露出我已表明愿意在他戈麦尔斯基的领导下,在国家队和中央陆军队工作,我们有共同的宏图伟愿,这将会把苏联篮球带上新的巅峰。当然,前一天关于这些辉煌的计划他对我只字未提,对我而言这些计划非常意外。

我不想诋毁于我有恩的人,但是即使我同意这样合作,我也会怀疑这些言论的真实性。很有可能,对于戈麦尔斯基来说这看起来像是暂时的妥协,只是为了吸引一个在篮球上享有良好声誉且仍拥有光明未来,同时在带领球员方面成绩不错的人结盟罢了。听完教练的话,我平静地对巴甫洛夫说:“对不起,我和亚历山大·雅科夫列维奇对篮球的看法太不同了。我无法和他一起工作。”巴甫洛夫说:“明白了。”谈话到此结束。那一刻我从戈麦尔斯基的眼中看到了许多。

在当时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退役的中陆队顶级运动员有一年的时间来确定下一步动作,在中陆体系中寻找自己的位置,并保留之前的薪资水平。我行使了这个权利,开始在中陆儿童体育学校教孩子们打球。

然而很快我还是成为了中陆的主教练。我想国防部总政治部对戈麦尔斯基的消极态度起了一定作用。当时亚历山大·雅科夫列维奇担任武装力量部篮球队主教练并领导国家队。显然,中陆领导想要均衡一下他的势力。我看起来像是个合适的候选人,因为在运动生涯中我一直是模范代表,多年来一直是国家队团支书,点燃了奥运会圣火,从来没有陷入海关和醉酒的麻烦当中,同时我也了解篮球。

总之,1981年秋比赛结束后中陆队几乎立刻交由我来领导。说真的,即使考虑到我的“信用历史”,这也是一件稀罕事,也是巨大的进步。结果应当说还不错——在1981年至1982赛季,中陆队成为了苏联冠军并赢得了苏联杯。未来似乎充满了希望。然而,这一切都在一瞬间崩塌了。(《第一职位》)


*  不用我多说了,他俩还能保持礼节性亲吻已经非常了不起了……希望两人地下当邻居不要打起来(o・_・)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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