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

【绝杀慕尼黑/翻译】戈麦尔斯基 ‖《一跃而起》第11章 第一部分

※ 原著Сергей Белов «ДВИЖЕНИЕ ВВЕРХ»，本篇为第11章关于戈麦尔斯基教练部分的翻译

※ 作者态度不代表译者观点。水平有限，如有错漏烦请指正

戈麦尔斯基

关于我对戈麦尔斯基的态度被认为是恩将仇报这种说法，我想立即谈谈我个人的看法。我知道，很多时候都多亏了我这位多年来的教练，毋庸置疑从这点上我是感谢他的，但是我并不认为他对我的成功发挥了绝对的作用。起码“别洛夫能有今天完全归功于戈麦尔斯基”这种表述让我讨厌，在我看来这完全是胡说八道。

的确，戈麦尔斯基把我招揽到国家队，或许没有他我就不会进入中陆队，也是他“提前”让我成为乌拉圭世锦赛的一份子，之后在俱乐部和国家队为我提供了舒适的物质条件。但是，如果我没有努力培养自己的专业技能，没有尽可能抓住命运赐予我的机遇，没有逐渐成为队伍的主力，这一切都不可能发生。其他人未必如此，但是亚历山大·雅科夫列维奇从来都不是一个利他主义者，也不会仅仅因为对篮球运动员的喜爱就在其身上浪费训练和行政资源。再说了，他对我可没有特别的喜爱，至少最初是这样。在我职业生涯的最后阶段那就更不用说了。

事实上，戈麦尔斯基起初在国家队给我安排的严格磨炼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有利的，这完全夺走了年轻人的幻想并给了我真正的男人的锻炼。但是这种磨炼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又对我有害。我并没有充分发挥自己最优秀的个人特质，在竞技场上充分施展这些技能，而是为了生存、为了阳光下的位置而斗争。如果我展现出的毅力和比赛成绩稍微逊色一些，可能世界上根本不会知道篮球运动员谢尔盖·别洛夫这么个人。

另一方面，戈麦尔斯基不是我的敌人，也无法充分利用他在我职业生涯某些阶段作为教练的机会。在任何国家，即使是像苏联这种超级大国，对尖子运动员的限制也没那么广，每一个权威教练都不可能不支持自己运动领域中的主将，不让他们发挥出最高水平。

对于亚历山大·雅科夫列维奇的帮助与支持，我非常珍惜，从未低估它在我运动生涯中起到的作用。建设性、专业性、互利互惠的合作——就是这样。

戈麦尔斯基对运动员的态度要经受几个发展阶段。首先，在篮球运动员的体育技能形成阶段，亚历山大·雅科夫列维奇的强势性格压倒性地控制着他们。当球员成为队伍的主力时，“头儿”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变得更加尊重和信任。然而，这永远不会影响他在哪一刻恢复原样——比赛成绩下降的初兆，球员产生了“错误”的情绪——戈麦尔斯基可以毫不客气地“涂抹”任何不久前才获得他信任的主力。末了，在职业生涯的最后阶段，戈麦尔斯基对球员的态度取决于被监管人的自负程度，基于他退役后对领导地位的真实企图。这种野心哪怕有任何根据站得住脚，那么这位老将就会有麻烦了。如果不是这样，球员就可以顺利地退役，在中陆得到一份轻松的行政或是教练的工作，以作为多年来对“头儿”忠诚的奖励。

在与亚历山大·雅科夫列维奇打交道的过程中，所有这些阶段我都经历过。第一次是在1965年底，当时我第一次受邀加入苏联青年国家队，这支队伍实际上是国家主力队的后备队。正如我已经说过的那样，训练安排给我留下的主要印象就是我对训练量的不理解。后来我一直对超常负荷训练持怀疑态度，戈麦尔斯基是该训练模式的拥护者（不过之后我们可以看到，康德拉辛也是如此）。我也谈到过，在列谢利泽集训营这些对我而言难以理解的负荷令我沮丧，也破坏了我对国家队的第一印象。

那时候我对亚历山大·雅科夫列维奇的态度可以用一句话形容——无比尊敬。我意识到他的伟大，尤其在我显然是无足轻重的情况下，我感受到了我们之间的鸿沟。顺带一提，由于某些原因在列谢利泽的食堂我和戈麦尔斯基坐在同一张桌子旁。老实说整个过程中我一口也没咽下去，这是对导师的尊重。不到万不得已我尽量离戈麦尔斯基几米开外。看起来亚历山大·雅科夫列维奇也没想过要缩短这段距离，他压根没注意到我。我没有参加国家预备队巡回赛的选拔。

在我为国家队效力的第一场比赛后，他对我态度升温的最初迹象显露出来。大概是大师注意到了我在赛场上的一些成功表现，开始“觉察”到我——主动说话、交流和鼓励我。当然，与此同时这种关系模式并没有超出“教授和新生”的对话界限。那是不可能的。

我依然记得与戈麦尔斯基初次往来时他对局势的完全掌控，对队伍各个方面和细微差别的了解。戈麦尔斯基表现得像个老板，像一位大亨，坚定地走自己的路线。他那专横的领导风格很引人注目，这里先不管反对和争论的意见。戈麦尔斯基的权威和统治体现在方方面面，甚至在琐事上也感受得到。亚历山大·雅科夫列维奇成功地把这种独裁主义与对体育及政党领导的绝对忠诚和圆滑结合在一起。

随着体育技能和球员经验的增长，主教练开始适量增加对我的信任和好感。有私下谈话，甚至还可以向教练请教。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戈麦尔斯基对我的好感比其他任何人都要多。我希望能够用自己的成绩来证明没有辜负他的期望。

正如我已经说过的那样，对于球员来说“头儿”的信任在有生之年并没有成为赦罪符。在球队的日常生活中，尤其是在训练中，所有人，无论是年轻人还是老将，都从戈麦尔斯基那里得到了相当多的东西。通常他会在比赛或者训练的时候呵斥我。这是因为他知道我不会垮掉，也不会放弃，而是用比赛去证明自己。

一些已经很有比赛经验的球员面对主教练仍会心惊肉跳。我还记得一件荒诞可笑的事，当时万尼亚·叶杰什科已经是奥运会冠军，但是对于戈麦尔斯基来说，“康德拉辛的人”这个标志终生烙印在他的额头上。他参加比赛的时候穿的是两只同一边的跑鞋，把这些弄错的鞋收起来能有一袋子。您是怎样看待这位成熟的篮球大师这种失职行为的？那是自然啦，这些鞋子只是在玩闹而已！

 戈麦尔斯基可能采取了球员的一些意见，但是我认为，在很大程度上他把这些谈话看作是对被监管人进行教育，激励他们好好比赛以及对教练忠诚的一部分。一般来说对于戈麦尔斯基而言在客观现实中不存在其他人的意见和建议。当然作为一个聪明人亚历山大·雅科夫列维奇吸取了现有的经验并向其他榜样学习，但是由于他所选择的战略，他从未承认过这一点。

戈麦尔斯基所做的一切都被独特性和独创性的光环所包围，而且也被他自己的光环笼罩着。能根据他的说明做出正确和有利于球队的决定的人只有他自己。即使是他多年的助手奥泽罗夫也经常受到妨碍。在回到因他缺席而暂由奥泽罗夫主持的国家队后，他一开始假装气愤地说：“好吧，您在这儿到底在搞些什么乱七八糟的，根本不能留您一个人待几天。”不用说，过了几天对他工作的评价论调就突然变了：“嗯，这是两码事。”

有时候这会成为一件好笑的事——即使教练有时候开始坦率地胡说八道，他也不会允许自己改变所选择的行为方式，并会怀着坚定的信念贯彻下去，看起来似乎连他自己都开始相信这一切了。

认为这种战略是主教练刚愎自用、自命不凡、野心勃勃的表现，对于大师来说这种评价不免过于粗暴和有失尊重。尤其是后来我自己也成为了教练，在分析情况后我发现，如果不是给他找借口，那么至少这条路线是合乎逻辑、有理有据的。毫无疑问，戈麦尔斯基自觉选择了这条路，认为这对球队有益。按照他的理论，任何人都不应怀疑他的权威性、有效性和对局势的完全控制。

戈麦尔斯基在篮球上选择了一条独一无二的道路。像之后的康德拉辛一样，他也有一支由他训练的天才组成的梦之队，这就是里加的军队体育俱乐部。他们在戈麦尔斯基的领导下三次获得苏联冠军，三度成为获奖者。1959年31岁的他成为了苏联国家队教练，1962年34岁的时候成为了国家队主教练。在国家队戈麦尔斯基时代总共持续了20年，在他的带领下国家队获得六项地区性比赛冠军和两次世界冠军，奥运会一金一银两铜。

 但是与此同时我们需要明白的是，在苏联篮球界获得并保持自己的地位屹立不倒是如此困难，无论是哪种原因亚历山大·雅科夫列维奇都很不简单。为此他需要的不是空话，而是用工作和成绩不断地让领导相信自己绝对的专业素养和同样绝对的忠诚，最终——相信他是无可替代的。无疑，在他面临的这种情况下没有些手段是不可能的。

真正糟糕的是，他这种手段的背面显然是有害的。比如，由于害怕竞争，戈麦尔斯基几乎把自己身边所有潜在的继任者和竞争者都“烧”了个干净。因此亚历山大·雅科夫列维奇与球员之间第三阶段的关系——当后者离荣誉老将的地位很接近时——就非常特殊了。几乎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潜在的俱乐部和国家队教练候选人远离决策中心，他的职业生涯末尾却因成绩突然明显恶化而蒙上了阴影，最终转到行政岗位或是负责中陆队的训练工作。同样的命运也落在了沃尔诺夫身上。

这种情况也摆在了我的面前。当谈到我有可能在中陆和国家队担任教练的前景时，我开始收到一些来自亚历山大·雅科夫列维奇的表示愿意同我结盟的信号。当然啦，是在我完全忠诚并听从他指挥的条件下。在我回答对这事儿还没准备好后，我就开始遇到麻烦了。我不认为这是因为“头儿”对我的态度急剧发生变化，导师只是继续贯彻他的策略，这是由于他多年来自我保护的本能而形成的。

 戈麦尔斯基是一位出色的战略家，同时必须指出也是高度有效的。他非常注重训练的具体细节，巧妙地模拟各种情况，正如他所认为的那样激发球员充分发挥自身潜力。他坚持“不惜任何代价取得胜利”和“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原则，竭力确保取得优异成绩并经常做到了这点。为了取得成绩，他准备从任何人身上压榨出（无论是球员、中陆领导还是体育工作人员）他所需要的一切。

与此同时对成绩的追求一直束缚着“头儿”。戈麦尔斯基简直是用自己对重大胜利的极度渴望摧毁了球员们。失去的机会给他留下了永远无法愈合的伤口。戈麦尔斯基经常带着一种躁狂的口吻向我抱怨：“您和另一个别洛夫为康德拉辛赢了奥运会金牌，而为了我——却都不愿意。”

这个问题从最开始提出的时候就很荒谬：向我展示运动员在准备奥运会的四年中承受了超负荷的压力，却特意错失了奥运会的胜利，这会使任何人都很懊恼。我一般是这样回戈麦尔斯基的：“亚历山大·雅科夫列维奇，您对奥运会的胜利太执着了，这不仅会摧毁同伴，甚至首先会灼伤自己。”

 由于成绩的压力和战略家优先于战略，戈麦尔斯基没有机会，也许是没有尝试过深入研究自己的工作。也有可能是他没有足够的时间。在取得实际成绩方面他的专业水平的确非常高，但是对他的工作做一个深刻的系统性的前景描述却很难。那些球员专业技能的部分，比如投球时保持身体平衡，腿应该如何站立，手应该怎么动，这些他不是很感兴趣——球员能得分就好。

如果他坚信所有这一切球员们能完全了解并自我完善也就算了。遗憾的是，他没有那样的信心。但是要知道，正确的篮球技能姿势在将来能够发掘运动员的额外潜能，延长他们的赛龄，甚至有可能，在极端的比赛情况下也不会落败！

 戈麦尔斯基把赌注压在当下，指望那些当时可以支配的主力们。而且必须说他在主力这方面很走运。在不同的时期这些主力是不同的人——克鲁明什、沃尔诺夫、保劳斯卡斯、别洛夫、特卡琴科、萨博尼斯。当然，让他们敞开心胸加入队伍也是一项艰难且重要的任务，雅科夫列维奇做得很好。但是这一任务是被战略性地被解决了：将某人大声斥责一番，“贿赂”某人，挑起某人与对手的争斗，最后模式化地动员一下球员。“头儿”很好地盘算了下苏联国家机器能够提供的可以吸引球员的好处——公寓、汽车、旅行、体育荣誉称号，这也起到了激励作用。

这种模式不会长久，它摧毁了运动员，透支了他们的潜力，像挤柠檬汁一样榨干了他们。这种稍微周到的态度为更扎实地取得成功奠定了基础。为了追求戈麦尔斯基想要的结果，球员们可能从来不会去思考这些，不仅仅是因为心甘情愿，也是因为多想无益。

所有这些都与传统的苏联领导风格非常相似——干部们给个巴掌再给个甜枣教育队员；有时候又亲昵地坐在身旁，用独特的报酬激励人们，尤其是领导的信任；而最终还是要全员工作竭尽全力，不惜一切代价保证成绩。

但是多年后的今天，我看到这种模式并非苏联特有的财产。它以各种形式出现，但是更加智能化和系统化，向来为西方大多数国家采用，如今则被我们的同胞——最成功的管理人员、商人和政治家广泛使用。最终我们所有人、整个人类文明将会为这种对成功普遍的吞噬一切的追求付出什么代价，至今无人知道。

回到亚历山大·雅科夫列维奇本身及他在我一生中所扮演的角色，我再次重申，在很多方面我非常感谢他。无论我们的关系变成了什么样子，无论那些乐于看戏的人如何激起我们的矛盾，我都永远不会忘记我们一起参加的比赛和巡回赛，以及我们共同取得的重大胜利。我们一起度过了大部分的篮球生涯，彼此互相感谢对方。

戈麦尔斯基的许多品质，比如他的工作方式仍然让我欣赏，我甚至试图向他学习。首先他那出色的工作能力和为事业全心全意奉献的精神一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次是他令人难以置信的生命力，能摆脱最复杂的困境、从灰烬中重生的能力。再说一遍，亚历山大·雅科夫列维奇是一个人，也是一位真正的篮球英雄。

但是我永远也无法“成为戈麦尔斯基”，完全接受他的方法。同时，我远离浪漫主义，意识到在教练工作中有必要“玩弄手段”，也不能忽略务实的战略决策。教练有义务对比赛结果负责，为此有时会采取不被欢迎的严厉手段。成为一名教练后，我自己深信球员对教练永远不会完全感到满意。教练需要承受这种负担，而戈麦尔斯基做到了。但是对我而言，无论如何这些手段也不会从一开始就取代了系统性和创造性的方法，能有机会成为主导。

我注定要在度过30岁这道分水岭时经历一场关于职业生涯收尾阶段的测试——尤其是在它结束后——这锻炼了我并使我重新审视自己。我想，这让亚历山大·雅科夫列维奇开始以另一种方式非常尊重地对待我。是的，经过所有这些摩擦和没有说完的事情后，我很难和戈麦尔斯基亲近起来。但是谁知道也许以后，在向自己和世人证明了对各自信念的忠诚后，在各自所选的道路上走到尽头后，我们真的能让专家们梦想成真，一起在指挥桥楼上工作呢？

 

附：

这篇《戈麦尔斯基》是回忆录第十一章《两位船长》的第一部分。在小标题前还有一些内容，偷个懒就不翻译了，大概是讲教练与球员的关系。别洛夫认为教练对球员的影响是巨大的，但是球员的作用不会因此改变起主导作用，教练与球员的配合非常重要。同时他声明该篇是根据自己的回忆对戈麦尔斯基和康德拉辛两位教练进行了客观的、没有修饰的评价。大家可以在看完本章后再去回顾下他写康德拉辛的部分。

这章翻译起来非常累，因为话里的意思十分丰富，很多词语需要斟酌，我收回之前说别洛夫先生评价戈老师没有掺什么私人感情的评论。顺带说一句我虽然偏爱康老师，但保证是尽量客观地传递原作者的意思。关于别洛夫与戈麦尔斯基的一些往事之后有时间会翻译。